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反制措施生效后不到24小时，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会场边，一场特别的会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法国外长巴罗，坐到了一起。这是中德法三国外长首次举行专门的三方会晤。

会谈中，王毅外长说了一段很关键的话。他强调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相互依赖不是风险。然后，他当着德法两位外长的面，提了一个清晰的要求：“希望德法作为举足轻重的欧盟大国，从自身利益和欧盟整体利益出发，推动欧盟树立客观、全面对华认知，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坚持中欧伙伴关系定位不动摇。”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正在欧盟内部讨论、计划在2月25号表决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对外资、特别是对中国企业来说，相当不友好。它要求外资在欧洲的关键产业，比如新能源、半导体、电池这些领域，持股不能超过49%。这等于给中国企业的投资设了个天花板。

不仅如此，它还强制要求技术转让，设置了很高的“本土含量”门槛，意思是你的产品里必须用很大比例的欧洲本地零部件。更厉害的一招是，它计划把中国企业排除在高达1.8万亿欧元的欧盟公共采购市场之外。公共采购就是政府、公立机构买东西的市场，这块蛋糕非常大。

推动这些措施的背后，是以法国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他们的想法是，欧洲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这些未来赛道上，感觉被美国和中国越甩越远了，心里很焦虑。所以他们觉得，必须搞“欧洲优先”，用各种办法保护自家的产业，这样才能实现所谓的“战略自主”，避免最后沦为别人的“附庸”。

欧盟委员会官方给中国的定位里，就有一个词叫“系统性竞争对手”，他们担心中国在关键产业链上的优势，会威胁到欧洲的经济安全和技术主导权。

就在会谈前不久，法国政府还发布了一份战略报告，继续渲染“中国威胁”。报告里说，欧洲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巨大竞争压力，中国企业不断扩张，甚至进入了以前由欧洲国家主导的行业。报告里还给出了具体数字：法国大概四分之一的出口产品，德国高达三分之二的工业产值，都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

基于这种判断，法国甚至向欧盟提议，考虑对中国产品征收整体高达30%的关税，或者想办法让欧元对人民币贬值30%。他们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产业的进步可能会把欧洲拖入“破坏性衰退”的循环。

所以，王毅外长对德法提要求，目标很明确。德国和法国是欧盟里最有分量的两个国家，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能影响欧盟的最终决策。王毅希望他们能从更实际、更理性的角度出发，去影响欧盟的对华政策，别让保护主义和焦虑情绪带着跑偏了。

然而，欧盟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就在欧盟层面推动这些对华限制措施的同时，自己家里先吵起来了。爱沙尼亚、芬兰等六个欧盟成员国，直接联名写信表示反对。他们警告说，这种优先考虑欧洲自己商品和服务的做法，很可能让之前为简化流程、促进贸易所做的努力白费力气。更重要的是，这会阻碍欧洲企业获取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终导致投资远离欧盟，而不是吸引投资。

这六个国家跳出来反对，一点也不奇怪。它们大多是经济上高度依赖开放贸易、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国家。它们和中国在经贸、投资和技术合作上，早就形成了稳定和互利的关系。对这些国家来说，把普通的经济贸易问题，动不动就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搞“一刀切”式的对华限制，结果就是直接抬高本国企业的经营成本，让它们白白丢失巨大的中国市场机会。而且，这很可能引发中国的对等反制，反过来冲击它们自己的优势产业。

它们反对的，并不是欧盟关注自身安全的权利，而是反对把经济问题过度政治化、泛安全化。它们觉得欧盟的政策有时候被某些意识形态或者大国的战略私心给绑架了，忽视了它们这些中小成员国的实际经济利益，让整个欧盟为少数国家的诉求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这本质上，是支持自由贸易和务实合作的力量，在对保护主义和政治操弄说“不”。

欧盟内部出现的这种争吵，暴露了它当前几个很难调和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在安全上它依赖美国，但在经济上又和中国深度绑定。第二个矛盾是，它整天把“战略自主”挂在嘴边，但在很多关键议题上，又常常被动地跟着别人的节奏走。第三个矛盾是，欧盟的决策往往由法国、德国这样的大国主导，但中小成员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它们的声音经常被忽略。

这些根子上的矛盾，决定了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很难走极端。它不可能真的和中国彻底“脱钩”或者全面对抗，因为那代价太大了。更大的可能，是长期在“想限制”和“要合作”之间来回摇摆，在“态度强硬”和“务实需要”之间寻找平衡。表面上欧盟可能会展示一个统一的立场，但内部关于利益的博弈和争吵，从来都不会停止。